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卞之琳深谙化古化欧之道诗才最早为徐志摩所

发布时间:2019-06-09 18:35: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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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港台及海外,卞之琳的诗一直为诗歌爱好者所传诵,从未间歇。我觉得中国老一辈的诗人,可以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,除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马悦然曾经提到的艾青,卞之琳应是不二之选。艾青是中国现实派诗人的大家,卞之琳则是现代派诗人的一面猎猎旗帜。

余光中对卞之琳的哲理诗,大为激赏。余光中在一篇“诗与哲学”为题的文章中指出,“现代诗中企图表现哲理的作品不少,但成功的不多”,他称颂卞之琳是此中的佼佼者、“一位杰出的现代诗人”。

卞之琳 (1910-2000)是原名,他笔名是季陵。今人对卞之琳的名字耳熟能详,倒是把他的笔名淡忘了。

“两派都是又两派都不是”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与八十年代初,笔者写《当代中国作家风貌》和编卞之琳的《雕虫纪历》(香港三联书店繁体版),与他交往较多。最近整理与他来往的信件,共有近二十封之多。其中不乏逾千字的长信。他的字很像巴金的字,像一尾尾小蝌蚪,有点潦草,但细辨之下,还是分明可读的。

卞之琳给我的信,涉猎的范围很广,其中包括他的生平、创作生活、代表作、对新诗的创作体会和主张等。

卞之琳既然曾经师法闻一多的新格律体,那么他应是属于“新月派”的诗人,为什么又有人将他列为“现代派”诗人呢?笔者曾就此征询过,他在回信中解释道(如下图,划线部分):

我自己写诗最初是发表在被称为“新月派”的徐、闻等人编的《诗刊》上,后来又跟“现代派”首要人物戴望舒相熟,并曾被他挂名列入他所编《新诗》这本刊物的编委会,难怪人家有的把我归入“新月派”,有的把我归入“现代派”。其实,就诗论诗,我两派都是又两派都不是,不是吗?

“两派都是又两派都不是”,这句话好像很难理解,其实并不。所谓“两派都是”,是说卞之琳曾与这两派发生关系;所谓“两派都不是”,是卞之琳又能脱出两派的窠臼,在诗歌的创作上,突出了自己的风格。

诗才最早为徐志摩所发现

在卞之琳早期的创作活动中,徐志摩、沈从文和闻一多三人与他关系最密切。

徐志摩是最早发现卞之琳富有诗才的人。一九三一年初,徐志摩到卞之琳就读的北京大学教英诗,看到卞之琳的课外诗作,后来他带回上海与沈从文一起读了,大加赞赏,不由分说,分交一些刊物发表,还亮出了卞之琳的真名。

卞之琳深谙“化古”与“化欧”之道,知道如何承继传统诗,借鉴西诗,以探索中国新诗的进一步建立。他在五十年代初期一次诗歌问题的讨论会上指出,中国古典诗词只有吟唱的传统,而五四以来的白话诗受到外国诗的影响,才有“为了念”的传统。他说:“这种新传统到今天也不能说不属于我国的民族传统,而照这种新传统写出来的新诗形式也就不能不是我国的民族形式。”

他在《雕虫纪历〈自序〉》一文就更明确地指出:

我写白话新体诗,要说是“欧化”(其实分行写,就是从西方如鲁迅所说的“拿来主义”),那么也未尝不“古化”。一则主要在外形上,影响容易看得出,一则完全在内涵上,影响不易着痕迹。一方面,文学具有民族风格才有世界意义。另一方面,欧洲中世纪以后的文学,已成“世界上的文学”。现在这个“世界”当然也早已包括了中国。就我自己论,问题是看写诗能否“化古”、“化欧”。

卞之琳这段话,意即中国新诗的道路,除了要有纵的继承,也要有横的移植,并且将继承和移植融会贯通,这就是所谓“化古”和“化欧”之道。此外,还说明了只有将自己的民族传统与世界文学的意义联系在一起,才可开拓中国新诗的发展。这一点卞之琳自己是身体力行的。

《雕虫纪历》出版洛阳纸贵

屈指一算,卞之琳已走了十三年了。说起与他的交往,除了我做现代中国作家研究之外,还有一段因缘。

当年我任职香港三联书店的时候,为他出版《雕虫纪历──1930-1958 (增订版)》,其间为出书的事与他通过好几封信。

卞之琳在文革复出后,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他出版了《雕虫纪历—1930-1958》,此书出版后转瞬间销售一空,洛阳纸贵。但在这本书里,卞之琳把过去写的诗,特别是1939年以前的部分删得太多,难以窥见卞氏诗风全貌。

后来我在北京出版家范用的荐引下,提出在香港出版《雕虫纪历》的增订版。笔者曾探询卞之琳,香港版是否改一个书名,况且他把自己诗作以“雕虫 (小技)”自喻,是否谦虚过了头?

卞之琳对书名很执着,理由是《雕虫纪历》已打响了招牌,不好改。倒是他同意香港版增加回较早删除的部分,至于“人民文学版”书末所附的英文自译诗十一首则予删除。

卞之琳补上的那三十首诗,很是珍贵。照他的说法,“其中《群鸦》和《芦叶船》则完全因为从1934年先后曾在上海和北平的出版社在刊物上登过预告,就以这两首的题目作书名,后来并没有出书,而这两首也只分别在另两本集子里出现过一下。”

更难能可贵的是,卞之琳把题赠张充和而因战争爆发未及出版的《装饰集》也收了进去。卞之琳在《附记》中说,是“砍了一首大部分,只留了个尾巴,独成一首小诗”。

但事后我对这次出香港版的另一做法,颇感到美中不足。因卞之琳的成就还是不止于诗歌,他是北京大学的西语教授,西洋文学根底很深厚,翻译了不少西方名著,包括《莎士比亚悲剧四种》、《英国诗选》等等。所以在香港版的《雕虫纪历》删除他的“自译诗”,未免可惜,都怪我当时没有坚持保留这一部分。

谈到译诗,卞之琳很有自己的一番见解,他在《翻译对于中国现代诗的功过》一文中,指出时人在译诗时,大都不扣原文,“只顾迎合时尚来译诗,一旦成风,反过来又影响诗创作,彼此互为因果,就形成恶性循环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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